“有一个地方名叫马兰，你要寻找它，请西出阳关，丹心照大漠，血汗写艰难，放出那银星，舞起那长剑，擎起了艳阳高照晴朗的天……”
1962年，时年35岁的于敏走在广袤无垠的西北大漠上，哼着这首《马兰谣》。彼时的他还未曾知晓，两年零八个月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将在此爆炸成功。
战火硝烟下，一颗红星埋心底
1937年，日军的枪炮声打破了于敏一家人平淡而安稳的生活，战争的硝烟在这个原本宁静的河北小镇上肆意弥漫。
“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南侵。仅在6万平方千米的冀中平原上，就修筑据点、炮楼1783处，修公路2万多千米，挖封锁沟8878千米，把冀中平原细碎分割成2670块，使冀中地区民不聊生。
时年11岁的于敏，以尚且童稚的双眼目睹了一个世界的翻天地覆，一片山河的破碎缥缈。在那个天真烂漫的年纪，他被迫背上“亡国奴”的屈辱，在沦陷区度过硝烟中的童年，甚至一次外出险些被日军的卡车活活撞死。
“为了祖国的安全，我愿意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在战乱纷争的切肤之痛下，于敏撑起小小的肩膀，誓要担起民族复兴的重任。
科学报国的红星，此刻已深埋进他的心底。
研学之路中，秉守初心久弥坚
1944年，于敏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工学院机电系。
然而，入学后于敏发现，相较于工学院的老师“只授其理，不知其源”的教学方式，他更喜欢沉浸在“纯粹”的理论探索之中。彼时，物理学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他。于是，他转入物理系，并与理论物理结下了一生的羁绊。
1961年，时年34岁的于敏已在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渐入佳境。当他原以为自己会就此在毕生深耕于原子核理论研领域时，与时任近代物理所所长钱三强的一次谈话，再次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那天，雪花从昏暗的天空中飘落，整座城市一片白茫茫。
于敏冒雪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刚踏入门槛，就迎上钱三强郑重的话语：
“经所里研究，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
钱三强坚毅的目光落在他身上。从他极其严肃的神情里，于敏立即明白：年轻的祖国正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理论也要尽快进行。
“没问题！”
脱口而出的三个字，开启了他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
他说：“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儿时，面对山河破碎，他年纪尚幼，虽满腔热血却无以为力；此刻，面对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他已然学成，卧薪尝胆终得以报国。
他知道，个人与祖国的命运在此刻已紧密相连。
荒凉戈壁上，报国红星终闪耀
对那时的中国来说，氢弹理论的探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核大国的技术封锁，掐灭了所有寻找氢弹资料的可能性。因此，要在短期内实现氢弹研制理论上的突破，绝非易事。
为尽快研制出中国自己的氢弹，于敏和同事们知难而进，废寝忘食。他们时常因突然产生灵感，便半夜起床伏案工作。有时，为了得到一个准确的数据，于敏顾不得满地的灰尘，趴下身在地上匍匐，绘出一条条特征线，然后马上跟大家讲解。
对于敏来说，工作几乎就是他生命的全部。然而，有好长一段时间，于敏和同事们始终找不到氢弹原理的突破口。
“难道一切就要止步于此了吗？”于敏一次次在内心拷问自己。但每每念及儿时的切肤之痛，念及无数为祖国献身的仁人志士，念及新中国的光明未来——他总是在内心坚定地答道：“不！”
转折发生在1965年。
那年9月，一场创造历史的上海“百日会战”最终打破僵局。在这次持续3个多月的艰难科研攻关中，于敏带领同事们发现了实现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5个多月后，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圆满成功。
道愈穷，而志愈坚。经历无数个日夜的奋战，于敏终于验证了自己理论的正确性。
1967年6月17日上午8点20分，由徐克江机组驾驶的轰六甲型战机在新疆罗布泊上空投下降落伞。伴随着一声巨响，一朵蘑菇云升腾而起，其形状之大在爆炸点以北250公里处仍清晰可见。
“中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圆满成功！”
美国从突破原子弹到突破氢弹用了7年3个月，英国用了4年7个月，而当时综合国力还尚薄弱的中国，却只用了2年8个月。
于敏满含热泪。他望着那长久沉寂的戈壁上空，升离地面10公里的烟云，正宛若太阳般闪耀着万丈光芒。
从儿时许志到氢弹事业的成功，三十年已逝。但未来的三十年、六十年、九十年乃至上百年，我国不必再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淫威之下。
那一刻，他仿佛看到那颗深埋心底的红星，正在祖国的天空冉冉升起。
那是科技报国的滚烫初心，是少年立志的赤子红心。
闪耀戈壁，照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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