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络空间，我们很容易把他人符号化，而忘记了对方也是一个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我的同事写过一篇文章，文章有这样一段话，值得引用：
在网络时代，我们似乎也开始渐渐丧失了对复杂情感的体察，丧失了对他人境遇的体谅。空洞和浅薄，最终导致的又是观点的极端和情绪的残暴。美国法学家桑斯坦在其《网络共和国》一书中，将这种现象描述为“群体极化”，即团体成员中一旦开始有某些偏向，在群体商议讨论后，人们就会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则形成非常极端的观点。可怕的是，如果这种极端意见是集中于某个个体，就很容易演变成对他的网络处刑。这也是互联网时代网暴滋生的深层原因。我们的情绪极容易就被极端意见挑动，也越来越倾向对他者进行非黑即白的评判；而这种情绪和判断，又会像利刃一样刺向身处舆论漩涡的个人。柏拉图在《理想国》举过一个隐身人的例子：一个牧羊人，有一天走进一道深渊，发现一只可以使自己隐身的戒指。他利用这个戒指勾引了王后，跟她同谋杀掉了国王，夺取了王位。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人们拥有隐身的戒指，所有的不法行为都不受惩罚，人性深处的幽暗就会被无止境地释放。很多人把网络当作了隐身的戒指，在这个空间中无限地释放自己内心的幽暗。但是，事实上，网络从来不是隐身的戒指，人们的真实身份信息是可以被捕捉的。如何让法律责任落到实处，让维权之路不再荆棘遍布，这是所有网暴被害人所面临的共同心路。不少被网暴者在寻求法律帮助的时候，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无法获得施暴者的真实姓名，以至于对着空气战斗，无法伤及躲藏于黑暗处的网暴者。其实，无论是法律规定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还是刑事责任，都可以通过正当的渠道来主张权利。比如张三同学被网暴，社会性死亡三个月，张三同学气坏了，联系了网络上一个专门调侃他的罗老师。罗老师建议他采取如下维权步骤：首先是保留证据（最好在公证机关的公证下），对于所有侮辱诽谤的侵权行为截屏固定证据。不过这需要强大的内心，才能面对铺天盖地的恶意，所以也可以把这些活儿都交给律师等专业人事来干。其次是走司法程序，这里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让隐蔽的网暴者现身。比如张三同学到法院告状，认为大V李四严重侵犯了他的名誉权，于是到法院，比如张三同学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去提起民事诉讼。第一步是立案，只有立了案，案子才能进入司法程序。但是这时面临了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不知道网暴者的真实信息，比如姓名、电话、联系方式，案子可能立不上。有时，当事人或律师可以向法院申请调查令，持调查令去各大网络调查大V李四的个人信息，司法实践中，有些法院出具过这种调查令。但是也有很多法院认为，调查令只能在立案之后才能出具，既然连案都没立，又如何签发调查令呢？所以这个法律问题，亟待解决。所以，如果张三没有申请到调查令，心情沮丧，认为给他建议的那个老师是法盲。法盲老师很难过，又建议张三走另外一条路。给网络平台发律师函，要求网络平台提供网暴者个人信息。有些平台可能会提供，但是如果不提供，怎么办？网络平台其实也很纠结，因为他们负有保护个人信息的责任。法律问题充满着利益平衡，没有最优解，只能避免出现最坏结果。最后手段只能到法院起诉网络平台，这些网络平台的信息是可以查到的。把网络平台作为被告，同时把大V李四也作为共同侵权人。要求网络平台提供大V李四的个人信息。一般来说，法院就会依照职权要求网络平台提供李四的个人信息。获得了李四的个人信息，就可以再去法院对李四提起诉讼，主张法律责任。所以，如果法院可以在决定是否立案时普遍实施调查令制度，也许可以节约诉讼成本，避免殃及没有正当理由不能随意泄露个人信息的平台。这个问题，有兴趣的同学可以作为毕业论文选题，好好研究研究。还有一个方案就是到公安机关告状，既然公然侮辱、诽谤可能属于行政不法行为，如果有足够多的证据，那么也可以让公安机关直接依照职权查询违法行为实施者的个人信息。至于提起刑事自诉，步骤也可以按照刚才说的两个方案分别进行，首先是要获得施暴者的个人信息。网络不是隐身的戒指，我们必须对于自己行为负责。值得一提的是，在大量的网暴案件中，很多施暴人最后也被网暴。当人们获得某种复仇的快感时，需要思考的问题是，离开了正当的程序，我们追逐正义的初衷是否会事与愿违呢？当然，我们也希望法律提供这样一种正当程序来抹去那些被伤害被侮辱者的泪水。
村上春树在其短篇小说集《列克星敦的幽灵》中曾描写过一个遭遇集体孤立的中学生。在小说的结尾，主人公这样说道，“我真正害怕的，是那些毫无批判地接受和全盘相信别人说法的人们，是那些自己不制造也不理解什么而是一味随着别人听起来顺耳的容易接受的意见之鼓点集体起舞的人们。他们半点都不考虑——哪怕一闪之念——自己所作所为是否有错，根本想不到自己能无谓地、致命地伤害一个人，我真正害怕的是这些人”。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尊重自己也要尊重他人。在郑同学孤独地战斗的时候，你我都在袖手旁观。或许，比罪恶更可怕的，是我们对罪恶的麻木与漠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平庸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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