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国文化是偏精神的，那么西方文化相对就是偏物质的，这里称之为“西方物质文化”。西方文化的发展远比中国文化的发展要简单得多，他的内容变化是由神学到哲学，最后到科学。西方的神学与中国的神学不一样，中国的神学建立在深刻的经学上，而西方的神学没有很深刻的思想，就只是以敬仰美好的神来净化心灵，没有中国神学中那种很强的精神理念上的指导。所以西方神学思想并不影响政府的管理思想，这个问题在中国就完全不一样了，经学和理学思想是政府管理思想的基础，杂糅其中的神学思想也会渗透到政府的管理思想中。
西方神学与中国神学的最大区别在于：西方神学不排斥物质，中国神学极力排斥物质。这种文化内涵上的差异，导致西方物质文化的产生，由此带来了西方工业生产和经济发展意识。中国文化由于排斥物质，也就产生不了工业生产和经济发展意识。西方哲学文化的产生，是西方物质文化产生的前奏和思想准备，也是西方文化理性思维的开始。从神学文化走向物质文化，西方的哲学文化起到了过渡作用。在西方哲学文化中，要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是，物质是第一性的，还是精神是第一性的？是物质决定精神，还是精神决定物质？这种哲学上的大辩论，最终把西方文化从神学的混沌思维中解脱出来，建立了偏重于物质的理性思维，也就是物质文化的思维，这是西方文化中的一大进步。在这期间，科学文化的产生有力地支持了唯物论，并因此而把神学思维撇在了历史的后面，神学从此而成了一个名存实亡的文化“摆设”。
中国人的思维是物性思维，以“阴阳论”为基石，注重对事物属性及其功能的分析，优点是易于看到物质与精神的运动共性，掌握事物运动与人之间的关系，根据这种关系作出预测和运筹，借势运力，寻找最佳决策，讲究思维能力；西方人的思维是物质思维，以“分子论”为基石，注重对事物内部构成的发现，掌握事物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优点是易于根据事物结构创造新事物和新功能，讲究创造才能。所以，“分子论”成为东西方文化的分水岭。
西方的物质文化对于促进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科学技术的发展向人类展示了物质境界的光华，使神学中对物质境界的描述成为人类社会中的现实，并向中国文化展示和证实了物质运动的力量。西方的物质文化因此而与中国文化并列。西方物质文化的内涵随着工业经济的日益发展而在悄然发生着变化，过去有新的科学原理出现，人们便以此加深对物质本质的认识，增强文化的精神内涵，扩大认识的思维空间。到后来，新的科学发现，激发的是人们用新科技去搞经济竞争，去显示国家实力，甚至搞国家霸权主义，不太关注物质本质是个什么东西，不太注意新科技思想对文化精神内涵的增强，不太理会新科技是否会扩大人类对宇宙和物质认识的思维深度，人们的目光越来越短浅。
高度发达的物质境界，太快的物质发展速度，物质文化缺少人类精神的制约，使西方物质文化的败相显露。金钱政治，黑社会，贩毒，偷税，走私，色情，恐怖，霸权，核竞争，同性恋，嬉皮士等，这些丑恶现象不仅泛滥，而且还被制造成商业文化以图赚钱，商业意识导致黑色文化的产生和泛滥，是西方文化发展的悲剧。知识经济被人们推崇，但是对西方文化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过去，孔子有一句话：“祸事，这是西方物质文化末期出现的败坏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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