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曾言：“不慕樽有酒，不慕琴无弦。慕君遗容利，老死此丘国。”欧阳修有言：“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王国维也曾言：“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众人口中推崇备至的他，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逸洒脱？还是“五斗粟米，岂可折腰”的坚守清节？抑或是“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返”的静穆安然？诚然，那都是他。
任真肆志，固穷守节，是他。对于他而言，仕与隐一直是他生命中最大的矛盾。他出世做官，是因为生活所迫。正如他《饮酒》十九首云：“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他初次担任官职便因无法忍受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回归躬耕自给的农家生活，求一份淳朴与自然。虽素有才名，州府三次下令征召，他宁愿“饥食首阳薇，饮渴易水流”，也想保全自己的高节苦志。但因心中尚存报国理想，他还是一度陷入彷徨之中，数度入仕出仕，在颠沛辗转中感受着此心的折磨与痛苦。最后以“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为自己的仕途划上句号。
心有天地，独辟幽境，亦是他。“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脱离了一切功名利禄的羁绊，他终于在心中开凿出了一片独属于自己的天地。他的隐逸不似寻常人所描绘的不食人间烟火，乃至标榜清高、不与世俗同流的模样。恰恰相反，他的隐逸是“人间可亲，田园足乐。”他没有刻意营造自己“隐逸”的隐士形象，反而主动与身边的农民、小贩、街坊邻居相亲近，去学习他们的耕田技巧与生活方式。正如《归去来兮辞》里的那句“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他既是超然外物的，却也是对人世充满热爱。
纵观他的一生，饥寒穷困，不以累心，抛掷名利，非狂非狷，只为独守拙田园，耕读以自乐，求一份平淡自得，安然若素，无外乎木心说：“有时，人生真不如一句陶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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