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乡差异视角来看，关于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通过研究发现，农村老年人普遍具有较强的劳动参与意愿，同时非同住子女、孙子女等提供的经济支持以及养老保险的参加以及养老金的领取都会显著降低劳动参与意愿（吴敏 2016）。这说明，农村老年人的劳动意愿受贫困驱动，直接的经济保障对劳动参与意愿产生“挤出作用”；农村老年人对基础物质或经济保障的需求强于个体长久的健康发展。毕红霞（2022）通过研究进一步发现，在影响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意愿的9个显著因素中，是否给予子女经济支持是直接表层因素，是否有子女经济支持、是否给予父母经济支持、婚姻状况、性别、是否有自主收入以及自评健康为中层间接因素，是否有养老金和是否有医疗保险是深层根源因素。
从老年人劳动参与影响因素的分类来看，可归为社会人口学特征、社会保障因素、职业因素、家庭因素四类（丛金洲 2022）。
在社会人口学特征因素上，有大量文献证实，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受教育水平等因素对老年人劳动参与具有影响。其中，年龄与老年人劳动参与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健康状况对老年人劳动参与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丛金洲 2022）。
在社会保障因素中，赵明（2022）通过研究发现，养老金水平对中国低龄老年人劳动参与率和劳动参与时间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养老金水平对女性和农村低龄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效应相对较高，这与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和城乡二元结构密切相关。还有研究指出，慢性疾病和健康冲击阻碍了老年人劳动参与，慢性疾病相比健康冲击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影响更大。享有公共医疗保险在老年健康与劳动参与之间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参加城居保能够正向调节慢性疾病老年人的劳动参与，但对遭受健康冲击的老年人劳动参与具有负向调节作用，新农合对慢性疾病和健康冲击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关斐 2023）。
在家庭因素中，隔代照料会使中老年人劳动参与显著降低约20%，隔代照料时长每周增加1个小时会使中老年人劳动参与下降约6.9%，使退休概率上升约6%。社会托幼资源对中老年人提供隔代照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托幼成本上，社区托幼成本上升会显著增加中老年人提供隔代照料的概率和每周提供隔代照料的时长（彭争呈等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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