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15日我坐上了返程的火车回到了这座我生活了20年的北方小镇，经过7天的健康监测我才正式开始了与家乡地密切互动。
疫情防控态势地再度紧张，让这座深居重重防控状态下的小城点燃了一束严肃的火把！
“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趋势之下，每一个积极为防控做出贡献的个体就是参与了战争的勇士，只不过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是舅妈对我说起的一句话，作为村里的委员，舅妈为我展现了政策落实的坚决性，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真正的基层干部。
很荣幸在这个寒假我第二次成为了一名疫情防控青年志愿者，在整个防控的过程中，对于我来说，这不仅仅是一场病毒抵抗赛，更是一次让我亲眼见证这座无名小镇成长的难忘经历。
1月23日，我们以每个村庄为团体，由村委员带领组成青年防控志愿者群体，这支由村内大学生组成的志愿者群体，与众多的基层干部一样，早上七点集合进行任务安排，八点正式进入各个路口卡点进行来往车辆检查，中午在卡点简单吃饭之后就进入下午的路口检查及防控巡查，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左右，这看似简单的排查工作其实并不简单，在简易制成的检查帐篷中，志愿者面对的不是寒冷的天气就是太阳的暴晒，这些当然不能对防控工作造成影响，但是除去这些自然不可避免因素之外，更加困难的工作是与防控群体和车辆的沟通上。
1月28日晚，这座冬季的小城又飘起了鹅毛大雪，白炽灯下雪花飘进了检查的帐篷内，当时已是下午6点多，天基本上已经黑了，当
天值班的委员看已经没有什么外省返乡车辆，就叫我收拾东西准备回去，但是就是我们准备走的时候，一辆出租车到达卡点出，我们又重新拿出登记的表格以及一系列需要检查上传的返乡程序，当时从出租车上下来两个男人，在配合我们填写表格之后，进行网上信息核验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两人是从上海方向人员，当时上海疫情防控态势是出于比较严肃状态下的，而且村内也进行了信息更新，上海返乡人群需要进行集中隔离，当时委员准备联系集中隔离点，但是这两个人非常不配合工作，吵着说自己有核酸证明，为什么不能回家？我和村委员进行再三解释之后都没有结果，两人硬闯过卡点要回家，后来村委员联系到隔离点之后，将其家门贴上封条，进行整体的居家封闭管理，并进行“三天两测”核酸检验，本来是两个人的简单隔离问题，但是由于一些群体的不服从管理行为导致了更大范围的资源消耗，这是基层防控难做的地方，更是基层干部难做的地方，在经历了这件事之后，我更加意识到疫情防控知识宣讲的重要性，于是我们以村为单位，在个人不值班的那天进行义务街道清扫并通过宣讲以及进家门讲授进行疫情防控知识宣传，虽然说效率不是很高，但是这种方式确实更能为群众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在接下来的几天防控中，我们还是会遇到一些不配合管理的人群，其中有一个从西安返乡的人，在与家里通电话时，家里人说的一番话至今让我记忆深刻，“老刘，咱们积极配合隔离啊，每天隔离需要多少钱咱就出，这是对咱自己好，听人家安排！”，正是通过与家里的电话沟通，最终积极配合防疫工作进行集中隔离或者是居家隔离，认真落实“疫情防控靠大家”这句话。
从“硬闯卡点”到积极配合，这是疫情防控的整体进步，更是这座小城的管理进步，在乡村振兴的号召下，我能感受到这座小城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化着，不管是疫情防控还是基层扶贫，不管是生活质量改善还是生活环境改善，这些都是在成长的。
在疫情防控的过程中，我也和舅妈了解到了一些村里进行的活动，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对地区扶贫政策很不满的学生，当时也在班里做团支书，每年的贫困学生资格认定会提前汇总到自己这里，但是当时的贫困生认定很多往往是那些托关系拿到的并不贫困的“贫困生”，而那些真正贫困的同学往往连村里开的证明都没有，我当时总是会跟同学开玩笑说：“不贫困的托关系成了贫困，贫困的脸贫困认定是啥都不知道”。这几年在舅妈这里了解到，每年重阳节或者是贫困、低保认定的前段时间村里都会组织委员和志愿者进行挨家挨户的贫困政策讲解，对无法独立完成贫困认定的真实贫困群体进行辅助贫困认定，同时在“重阳节”期间进行孤寡老人慰问，村里的一些“关系户”都收敛了不少。
正是这样层层的细致管理和帮扶，才让这座小城慢慢重新温暖起来，街边拾荒者的身影基本上已经销声匿迹，包括一些残障人群也得到了合理的安排，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街道的干净与温暖，不仅仅是环境地维护和暖阳升起，更是人心的干净与温暖。
2月7日晚，在我们进行完最后一轮卡点值班之后，我在舅妈家里看着两个表弟写作业，吃完晚饭，舅妈掏出了厚厚的一摞社会保障卡复印件和受灾人群登记表，舅妈说这些是21年水灾受灾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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