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韵新传”社会实践中，我们穿梭于绍兴黄酒小镇的喧嚣与后岱山村的宁静之间。从黄酒非遗传承人王金金先生引入现代技术的“破局”之道，到新昌布袋木偶戏传承人张春芳女士在戏台背后的孤独坚守，这种强烈的感官反差，不仅源于产业形态的差异，更折射出当下主流媒体在塑造非遗公众形象时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逻辑：一类是被贴上“文旅爆款”标签的成功学样本，另一类则是被定格为“濒危非遗”的抢救性记录。
在关于绍兴黄酒的公开报道中，我们不难发现一种昂扬向上的“爆款”叙事。媒体镜头往往聚焦于鉴湖酒坊的沉浸式体验空间，或是王金金先生如何用AI算法监控发酵数据。这种叙事将黄酒塑造成一个现代化产业典范。在主流视野里，黄酒代表着“国潮”的复兴，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交融的完美注脚。这种标签化的传播无疑带来了巨大的流量红利，让黄酒迅速破圈，成为年轻人争相打卡的文旅符号。然而，这种“爆款”滤镜在带来繁荣的同时，是否也遮蔽了产业中那些未能完成数字化转型的中小作坊的生存困境？当媒体过度渲染“成功”与“创新”时，公众容易形成一种错觉，仿佛非遗的出路只有一条——即商业化与科技化，而忽略了那些在商业化浪潮中难以发声的传统技艺。
图为黄酒“爆款”现象的展示。古韵新传小队供图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布袋木偶戏在媒介叙事中的“濒危”形象。在检索相关报道时，布袋木偶戏常与“抢救”、“失传”、“老艺人”等词汇绑定。媒体倾向于将其塑造为一个需要被保护的“文化活化石”，强调其生存环境的恶劣与传承链条的脆弱。这种悲情叙事虽然唤起了公众的同情与关注，但也无形中给这项技艺贴上了“落后”与“过时”的标签。在实践过程中，我们通过采访传承人等方式深刻感受到，这种“濒危”的标签是一把双刃剑：它虽然为非遗争取到了政策与资金的扶持，但也让年轻一代在接触时先入为主地产生距离感，认为这是“爷爷奶奶看的戏”，从而加剧了受众的老龄化。媒体在强调其“珍贵”的同时，也使得木偶戏在公众眼中更像是一个等待被送进博物馆的标本，而非活在当下的艺术。
图为小队成员采访布袋木偶戏传承人的场景。古韵新传小队供图
作为深入田野的青年观察者，我们意识到，媒介叙事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非遗的“生死”。黄酒因为被讲述为“成功的产业”而获得了市场的青睐，木偶戏因为被讲述为“濒危的遗产”而获得了道义的同情。但这两种标签化的叙事，都存在着将复杂文化现象简单化的风险。真正的非遗传承，不应仅仅是在“爆款”与“濒危”之间二选一。
在此次实践中，我们试图跳出这种二元对立的媒介框架。在王金金先生的酒坊，我们看到了科技背后的匠心坚守；在张春芳女士的戏台，我们看到了传统技艺中蕴含的无限创新可能。我们认识到，非遗的生命力不应由媒体的聚光灯定义，而应由其是否真正融入当代生活来衡量。无论是黄酒的“热”还是木偶戏的“冷”，其本质都是文化基因的延续。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不应满足于做媒介叙事的被动接受者，而应成为多元叙事的构建者。我们应当用镜头和笔触，去还原非遗最真实的生存状态——既不盲目吹捧其商业价值，也不过度消费其悲情色彩，而是探寻它们在现代文明中安身立命的真实逻辑。唯有如此，非遗才能走出“爆款”的喧嚣与“濒危”的焦虑，回归文化传承的本真。
（通讯员 林加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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