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人的眼睛是第八大洋。”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时，我别过头去干呕，觉得诗人多少带点矫情。
在这里的几天，我见过太多双蒙着雾气的眼睛。专业课上，老师多次教我们不同场景的打光技巧，但无论我怎样改变他们与光源的位置，大雾依旧无法散去，在老人的眼里久久萦绕。
这一层的老人几乎全部行走不便，浮肿的身躯陷在轮椅里，腰上还拴着一层厚厚的护腰。我将他们推到窗前，透过窗花，我们出神的看向蒙着玻璃糖纸般的天空。
那日突然变天，闷热的空气被下坠的雨水冲刷的一干二净，窗花被风卷走一块，露出的豁口湿漉漉的，像是孩子受伤的眼睛。她坐在那里，腿前放着一个助行器，眼睛不眨的盯着豁口看。
“她有被害妄想症，还幻视、幻听、失眠。”一旁的工作人员收拾着桌上的玩具，“她一直不相信妈妈去世这一事实，总觉得有人来接她回家。”
“哒”老人手里的万花筒掉到地上摔成两半，不擅手工的我蹲在地上拼了半天才把它合成一整个。
“他们说了会来接我的。”她没有接过万花筒，像是赌气，转身推着助行器走了。
我对着万花筒上的小孔看了进去，裹满琉璃纸的底部泼洒着大颗亮片，伪造出粗糙甚至有些劣质的星空。我的维修水平实在拙劣，略微一转，星空的空隙间就像盘古开天辟地一样裂一个口子。在缝隙间，我看见了蒙着大团乌云的、真实的星空。
“出门右转，就是我家。蓝光机械厂，我妈妈就在里面。”她絮絮叨叨的对着我说，身上挎着紫色的毛线包，针脚很密。“包是妈妈给缝的，她说了她缝完就回来接我。”她反复重复这句话，手上的纸巾连同记忆一起被揉的皱皱巴巴，最后被塞进绣着雏菊的毛线包。
图为实践队队员和奶奶聊天。通讯员 胡灿若
每个人的眼睛最真实。某天我泡在市区里不知名的小小画展里端详人像时，一旁的导游跟我讲。眼睛里的光，瞳孔的大小，包括视网膜上展现出来的人像，那都是人物的灵魂所在。导游顺手拿了一个幼稚的捏捏乐，小玩具在他手里死命叫唤。我嫌吵就早早离开了那个画廊。导游也吵，游客也吵。真烦这么高深的专业术语和大道理。
但是现在我却相信了导游说的那些虚无缥缈的话。老人的眼神在我心里刮了一道不深不浅的痕迹，说难忘也犯不上，但是的确让我记住了她。那个眼神催促着我每天刷卡跑上五楼，本来只是随机安排的工作，但从那天开始忽然有了目的性。她还是背着紫色的小挎包，哪怕溅上油污也不会拿下。她身板也是薄薄一片，如果成都的风大点，好像就会被吹走变成万花筒里一抹漆黑的云团。
“我们尝试过告诉她母亲已经不在了，想让她直面事实。但她会告诉我们她还有个后妈。”工作人员修复着手里的万花筒，“说到底，是她自己不愿意走出来。我们也只能顺着她，让她日复一日的等待下去。”
地处盆地，想让成都出现“万里无云”的盛况实在艰难，更别说复刻万花筒里点缀着繁星的天幕。她只能透过万花筒，徒劳的看向毫无变化的星空，并一遍遍告诉自己，那就是自己所处的世界。她几乎每天都会跟我念叨她的过去，故事不变，但时间全部打散。那份独属于她的回忆时空紊乱，小人儿哭号奔走，最后被卷入遗忘的沙尘。
她不知道电梯，不知道奶油面包，甚至会突然莫名哭泣。电梯是一扇奇怪的门，每次打开都会有不同的人出现；带着圆孔、会发光的黑色方块是相机，一闪光里面就会出现自己；那些漂亮的棉花糖是白云，正是因为它们她才看不见记忆里的星空。
“嬢嬢！”工作人员突然大喊一声冲上去，她踮着脚把手指放在破洞的窗花上，玻璃起了雾，再被手指一圈圈划开。她回头看着我，我看见了她眼里蓄着的眼泪。
“我妈妈死了，广播里说的。”
万花筒又掉了，这一次完全的摔成两半，里面的星空纸掉了出来，在地上哗哗的滚动，漏了一地的闪片。
虚无的世界崩塌了，里面的支柱被小人一杆子打散，尘土飞扬之间，母亲的脸被卷进了一望无尽的沙尘。
“蓝光机械厂”已经成为高楼大厦的地基，带着电流声的广播也变成了最新款，城市不断扩张，楼层渐增，侵蚀着她贫瘠的回忆。我突然能理解为什么那位老人如此执迷于过去的虚幻，在一次次接受逃避不了的变化以后，在一次次见证他人的低头不语后，再去相信现实世界的人才是傻瓜。
我捡起地上碎成两半的万花筒向里看去，失去背景布的它外形上和普通望远镜没有区别，一片模糊的天地间，好像有一个背着紫色挎包的女人，挥挥手说着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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