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线上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围绕“流量”展开的不正当竞争也日益增多。从虚假宣传引流、恶意数据爬取，到主播挖角、流量劫持，新型案件层出不穷。司法机关如何在这片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定分止争？2026年2月11日至14日，武汉大学“流量无形，权益有界”实践队通过对湖南益阳、上海、辽宁葫芦岛三地司法工作者的访谈，力求深入探寻当前司法实践的现状。
二、实践背景
根据实践队员金谌思远对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司法局的访谈，近三年来，仅益阳市各级法院审结的涉及流量损失的不正当竞争案件就达23件，案件数量呈现逐年上升趋势，2024年较2022年增长超120%。案件类型主要集中于虚假宣传引流、混淆行为以及线上流量劫持与不正当引流三大类。其中，流量劫持、主播挖角等新型行为虽占比约20%，但增长速度最快，已成为司法审理的重点与难点。
三、实践实纪
（一）湖南益阳：聚焦治理实践与消费者保护
在湖南益阳的实践中，司法局刘洪波主任认为，在认定流量不正当竞争行为时，除了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专门条款，还主要参考《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的“商业道德”条款。益阳的各级法院在认定时，主要参考行业规则和商业惯例、经营者主观意图、对市场竞争秩序的影响以及对消费者权益的损害这四大因素，并形成了先定性、再权衡三方利益、最后判断损害的“泛用判断框架”。值得注意的是，益阳司法实践将消费者利益置于核心考量地位，将其与经营者权益、市场秩序并列为司法保护的三大核心。在赔偿认定上，若行为直接侵害消费者权益，法院会适当提高赔偿比例，有时会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例如，在一起“增高神药”虚假宣传公益诉讼案中，法院就结合消费者权益损害程度，判令被告支付惩罚性赔偿金。
为实现有效规制，赫山区司法局已与法院、市场监管部门建立了“执法-司法-普法”三方协同治理机制。通过信息共享、联合办案和普法宣传，2024年成功调解相关纠纷11起，辖区内的相关行为发生率下降35%，展现了行政与司法规制合力的显著效果。
实践队员金谌思远与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司法局的刘洪波主任进行访谈上海：关注新型流量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裁判思路
（二）上海：关注新型流量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裁判思路
来自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助理刘子娴老师，从审判一线提供了更侧重于新型行为认定的视角。她指出，对于“数据爬取”“流量劫持”等行为，虽然难以形成完全统一的细化标准，但存在相对稳定的不正当性判断逻辑：一是审视行为本身是否具有不正当性，如是否破坏技术保护措施，二是判断是否侵害了原告的竞争利益或竞争优势。
在损失难以计算时，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例如专业鉴定、审计机构，被刘老师认为具有现实必要性，有助于增强裁判的专业性和说服力。对于未来，刘老师认为，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来细化“商业道德”条款的适用，是在保持法律弹性与增强可预期性之间取得平衡的有效路径。
实践队员尚嘉怡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刘子娴法官进行访谈
（三）辽宁葫芦岛：探讨损失赔偿数额与协同治理
面对平台主张的“生态治理成本”“算法干扰损失”等新型损害，绥中县人民法院的张信骋副院长分享了裁判中的审慎考量。法院会严格审查因果关系，区分“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对于“治理成本”，只支持那些为应对特定侵权行为而额外支出、必要且已实际发生的部分；对于更为抽象的“算法干扰损失”，则会综合干扰程度、持续时间、受影响指标的量化分析及行业利润率来综合推定。
张副院长同样认为，随着案件数量的增加和技术复杂性的提升，建立针对互联网流量价值的标准化评估体系是大势所趋。在形成规制合力方面，他提出了建立信息共享平台、统一执法司法标准以及通过联席会议协同治理的具体构想，以构建“行政执法+司法裁判”的双重保护网。
实践队员周宗启、刘杨云飞与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人民法院的张信骋副院长进行访谈
四、结语
综合三地的实践可以发现，面对流量不正当竞争这一新课题，各地司法机关正展现出积极的适应性。从倚重“商业道德”的一般条款到探索类型化裁判思路，从重视消费者利益保护到构建行政司法协同机制，各地的探索虽有侧重，但目标一致：在瞬息万变的互联网竞争中，划清合法与违法的边界，维护公平诚信的市场秩序。尽管现有司法在赔偿计算标准化、被诉行为不正当性认定等方面仍面临挑战，但通过立法完善、技术辅助、案例指导和专业人才培养等方式多管齐下，一套更加清晰、可预期的互联网竞争裁判规则体系正在实践中逐步成型。流量的战争或许不会停止，但司法的智慧正为这场战争制定越来越明晰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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